日本外交风波再起，高市早苗的言辞引发中方反对

朋友们好，我是小编。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的发言台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情绪高涨地呼吁修改《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经济界主要组织——经团联、日中经济协会和日本商工会议所，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划明年3月前往北京，与中国官方进行会面。在高市早苗高调呼吁改变战后秩序的同时，国内的经济界则因忧虑而绳索般拉向中国。此时，日本的对华政策显得格外矛盾。

高市早苗此次纽约之行显得极为滑稽。当她的专机降落时，在舷梯上挥手致意，却没有见到美方高官的迎接，更没有铺设红毯的任何礼仪安排。她见到了特朗普，试图营造一种亲近的关系，然而特朗普的称呼更像是一种外交礼节，称其为“总理女士”，显得相当冷淡。这种“热情被冷遇”的状况，反映出日本在与美国的外交中缺乏必要的制度支撑。当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不得不通过建立私交来维护关系时，表明双边关系已经脆弱到只能够依赖表面上的交往。

接下来的联大演讲中，高市早苗再次提到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她声称该宪章是在81年前制定的，安理会的结构反映的仅仅是1945年的局势。她强调日本是唯一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但却未提到这一悲惨历史的施暴者以及日本为何遭受轰炸。敌国条款包含在《联合国宪章》的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当中，是战后国际社会为防止法西斯国家的再次侵略而设立的特殊条款。想要删除这些条款，需得到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的一致同意，而中国和俄罗斯的态度已相对明确。高市早苗在联合国的表态，实际上是一场显而易见的政治表演，虽知其结果，依然策划出话题，企图向国内右翼势力展示成果。

从我的观察来看，这场演讲的荒谬之处在于她似乎真心相信自己所讲的论调。选择性遗忘并非完全不知，而是对于历史的故意忽略。这种状态正是日本战后处理历史问题的核心症结所在。近日，日本媒体将目光转向即将到来的11月APEC峰会，试图重现2014年破冰会晤的过程。历程中，两国高层密集交往，到了2014年北京APEC峰会，中日关系才得以解冻。这个模式的关键要素包括一个愿意负责接洽的中间人、一封具有分量的亲笔信，以及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谈判窗口。若少了其中任何一个，整个机制将无法运转。然而，如今这三个要素都已不复存在。

目前，中间人缺失的是与高市早苗执政的日本维新会，其立场甚至比自民党更强硬，缺少可与之匹敌的代表。此外，即使有人愿意出面，中方是否接收这封信也是个疑问。谈判的条件也已变化，钓鱼岛周边的巡航已成为常态化，日本以往的“抗议—巡航”交锋已经结束。外部环境也已改变，2012年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以“中立”立场为名，实际上却持续支持日本；现今，美国的立场变得愈加模糊，日本媒体也意识到，曾经出手相助的美国如今已不再愿意涉足这一复杂事务。

更为重要的是高市早苗本人的言论。去年，她在国会上公然提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暗示可能会武力干预台海事务。这是日本战后以来政界首次有领导人如此明显地表达干预台湾问题的意图，这一表态与日本安保法中的军事框架紧密结合，其国会记录也有详细保留。几天后，她又补充说明并非所有台湾事件都会构成危机，但坚决不愿撤回前述表态，最终引发外界对其政治诚信的更大怀疑。日本社交媒体上，“高市下台”“高市撤回发言”“高市不得煽动战争”的讨论激增，立宪民主党党首及前首相野田佳彦也公开斥责其言辞越界，这使得日中关系岌岌可危。

在这样的背景下，虽然高市试图通过外交途径来弥补争端，然而事情并没有日本媒体所想的那般简单。与此同时，政界在台湾问题上持续加码，而经济界则通过实际行动表达了急切的态度。高层中的经济大佬们仍计划赴华，与中国领导层举行会谈，时隔近两年重启对话。原本设定在今年1月的访华计划因中方未能明确接待安排而被推迟，这是极为罕见的状况。自1975年以来，除疫情外，每年几乎都有经济代表团访问未曾中断。

当前，经济领域感到紧迫，政界的诉求却呈现完全相反的方向。在我看来，这一切背后显露出一个残酷的现实：日本政界高调的对抗行为正以日本企业的未来为代价。自2012年峰值以来在华的日本企业数量已经减少近30%，在过去两年中下降了22%。这一趋势并非短期形成，而是政治冲击与长期因素叠加的结果。中日关系的恶化势必影响企业的运营预期，而高市早苗的言论又进一步加剧了这样的不确定性。当政客们在国会中讨论“存亡危机”时，企业管理者们则在认真计算关厂和迁移供应链的成本。日本政界的强硬态度最终将使日本经济界面临抉择，而这一调整的代价无疑需要由日本自身来承担。高市早苗关于删除“敌国条款”的努力将注定落空，但比她的表态本身更值得关注的是，整个日本政治精英所面临的挑战。